芬兰的教育，整个西方世界的榜样

10多年来，芬兰的教育系统被看作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榜样。为了了解其中原因，了解为何这样的小国能在OCDE的国际评估系统PISA中获得惊人成绩（2009年，科学排名世界第二，阅读排名世界第三，数学排名世界第六，远远超过其他所有西方国家；2012年，芬兰这3项的排名分别为第十二、第五和第六，虽然这个排名处于众多亚洲国家之后，但仍然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除去数学，荷兰、瑞士和爱沙尼亚该学科的排名超过了芬兰），我们去了一所非同寻常的学校。

科尔科加尔文是一所崭新的小学（4年前翻新），位于赫尔辛基郊区艾斯堡的贫穷社区。学校楼房铺满红色砖墙，巨大的环形落地窗由三层玻璃隔板组成（隔热隔音），楼顶有太阳能电池板，暖气由地热提供。在这座楼房周围，矗立着一座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阴暗的住宅楼，它们的丑陋让人厌弃……

在学校前面的广场上，小学校长、前英语教师卡里接待了我们，他自己的童年是在英国度过的。卡里·鲁伊渥里今年62岁，但他一点也不想退休（虽然他不得不退休，这让他十分烦恼）。进入学校的楼房后，我们被这里的空间、整洁、线条和曲线的和谐、楼里的宁静所吸引。建筑很明显使用了优质材料，空间安排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为了建造这所学校，我们组织了一次建筑师竞赛。共收到69份作品。我也是评审团成员之一，能够参与选出最好的作品，我深感幸运。最后赢得竞赛的是两兄弟，其中一人设计了小学部，另一个设计了初中部。我们的目标是让建筑为教学服务。每一项校内活动和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拥有自己的空间。”

我问他是不是所有学校都这么漂亮，他悄悄告诉我们：“我们建造新学校的时候，就想做到最好。这儿是贫民区，建造漂亮的学校就是一种展示社会重视教育的好方法。芬兰没有煤矿、金矿和石油，我们只有木材。所以，我们主要的财富，就是良好的教育。”

每个学生都重要，

每所学校都应该是好学校

关于芬兰教育模式、教学实践、教育结构和测评模式，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说，但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芬兰教育取得惊人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对于“教育系统的重心是学生还是知识？”这个问题，芬兰选择了前者。每个学生都很重要，教育系统应当去适应每个学生的特别之处，而不是让学生去适应严格的系统。

在芬兰，“一个快乐的、全面进步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的学生能够更轻松地习得基础知识”，这一观念并不是教育专家的空想；这样的观念引导着所有人的行为：国家、市政府、学校领导、老师……达成目标的关键词是“信任”。

卡里证实说：“教育部信任地方当局，地方当局信任校长，校长信任老师，老师信任学生。当学校有空缺职位时，我就在投递简历的老师中选择我的教学团队。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官僚主义。比如，我们没有其他国家那种会来检查老师们是否达标的教育监察。

我们的老师接受了良好的培训，他们才是教育专家，是最懂得如何把握课堂的人。当然，我们也会聚在一起，互相交流，以便改善自己的教学实践，我们每3年会进行一次自我评估。我们列出10个最想改善的方面，从中选出3项，这3项就作为我们未来3年的教学大纲。而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教，而不是在测试。”

另外，芬兰也没有集中调动教师的系统。每个学校都是独立的机构，只要老师和他们的团队情况良好，老师就会留在学校。卡里领导这所学校已有30年。芬兰也没有国家测评，将学校按照从好到差排名，分成不同等级。“每所学校都应该是好学校。”卡里坚定地说。

惩罚是不能改善局面的

学校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达到此目标，学校的规模必须相对较小（初中部300～400名学生，高中部400～500名学生），学习空间必须宽敞、颜色温馨，休息室应当让人感觉舒适。

芬兰鼓励学生和老师熟识，以在他们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当卡里走在学校走廊里时，孩子们主动投入他怀中，然后被他高高举起，显得非常自然。午饭时间，学生邀请老师一起进餐。在初中部，学生和老师甚至直呼对方的名字。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卡里解释道，“午饭时间老师和学生可以加深认识，这样的关系能在课堂上帮助学生。另外，老师还会教学生正确的用餐方式。”他笑着说道。

我告诉他，在法国，老师没有权利触碰学生，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熟络，会被看作有削弱教师权威的风险。这又让卡里笑了：“教师权威来自不同方面：首先是职业能力，而更重要的是……尊重。

老师不必把自己藏在职业名称背后。我们的学生跟任何一所学校的学生一样，也有纪律问题，但在学生和老师之间建立亲近关系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学生不会想伤害我们，因为他们喜欢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非常友好，也知道我们想帮助他们。

当然，总会有孩子想考验老师的极限，逼着我们使用自卫手段，我们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惩罚是不能改善局面的。通常来说，和他们交谈、和他们讲道理、请家长配合、让他们有安全感、鼓励他们自己做决定会更加有效。这些方式让他们更有合作的愿望。”

我们去了玛伊雅的课堂里听课，她有15个9岁的学生。听课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理解卡里的话了。孩子们在上自然课。他们在研究蒲公英冠毛的传粉。课堂里，一些孩子坐到了课桌上面，但大半学生都站着或躺在教室后面的沙发里，六七个学生几乎是坐在地上……一个学生趴着用放大镜观察花朵，一个蹲着看，另一个学生跪着，还有一个围着他的小伙伴蹦蹦跳跳。

蒲公英的绒毛和种子四处飘浮，很快占据了教室的所有空间，最后飘到了走廊里（因为它们肯定会被吹散！）。孩子们互相交谈，在法国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称之为“混乱”，但在这里，这算不上“混乱”。

玛伊雅认为：“在教室里，氛围良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环境过于严苛，学生会非常担心，而不会集中精神学习。有时，营造和谐的氛围很困难，因为一个班里，学生的个性各有不同。学生之间应该相处融洽，应该成为一个集体，每个人都应该有归属于这个集体的感觉。他们中不能有人太过暴躁，也不能有人耍狠招威胁其他人。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但我总是试着去监管，我告诉他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提前通知我。我有时会扮演警察的角色，做调查，和学生谈话……”

玛伊雅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她主动这样说，而且从她脸上、从她和学生的关系中也能看出她对这份工作的热情。而她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和学生的关系，“和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让他们信任我，让他们相信：我可以帮助他们进步”。

她希望自己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科尔科加尔文小学50%的学生来自外国）：“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她开心地说道。卡里对她的信任以及和其他教师的合作，也让她非常高兴。“老师有着共同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就算我们有不同意见，也总是能找到一起工作的方法，我们非常开放。”

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

在芬兰的系统里，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比如，学生至少有八九年时间学习阅读，在前几年里，他们可以慢慢开发自己的能力、好奇心和灵活度。原则上法律禁止留级，但如果有例外情况，学校也可以建议学生留级，不过这条建议应当在被学生家庭接受后才能实行。

每日学习安排也充分尊重儿童的生物节奏，避免学生疲乏：义务教育到16岁为止，这期间每一节课被限定为45分钟，课间休息为15分钟；课间学生可以在走廊上休息，也可以在休息室聊天、玩耍、玩音乐或玩电脑。

芬兰学校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较少（科尔科加尔文今年每个班有14～25名学生），但管理学生的工作人员却较多：老师、中学阶段职业规划顾问、小学教师助理。根据不同需求，每个班的管理人员为1～3人。科尔科加尔文大部分班级里都有教师助理，他们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和芬兰语还不太好的学生，或者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

学校里长期配备心理指导老师和护士，还有一个特殊班级接纳有严重个人困难、人际交往障碍和肢体困难的学生，以保证这些儿童不被排斥在教育系统之外。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进行个性化教育。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有自己的学习方法，”玛伊雅解释道，“我们在教学中会考虑到这一点。如今，教学更加简易，因为我们手里拥有很多的资源……有了教师助理，我们就能将班级分成几个部分，我们有信息设备、书籍、DVD，我们还能到大自然中去……

比如，学习阅读时，一些学生从字母开始学，并将字母进行组合，其他学生从词语开始学，然后将词语拆分成字母。熟练阅读的方法有很多。以前我上学时，却只有一种方法。现在我们已经彻底淘汰那种方法了。不过，通过那种方法，我也学会了阅读，所以……那种方法也行得通！

重点在于，我们必须明白，不管方法如何，孩子们最终都能学会阅读。一些学生学得快，一些学生学得慢。但是我认为，好的教学方法不止一种，而是几十种。我们只需要为每个学生找到正确的入门方式。”

10年以来，芬兰几乎没有大课了。教师只是作为一种资源存在。他们可以帮助和指导学生学习，而不是树立权威，强迫学生学习。学生们通过玛伊雅提到的资源，进行小组学习。玛伊雅认为，课堂里的空间自由和行动自由，也有助于儿童的学习。

“30年前，每个班有40名学生，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着，上课时必须保持安静。老师站在高高的讲台上，面对学生讲课。如今，我们和学生平起平坐，在教室里走动。学生做练习的时候，可以互相讲话，但显然不能大声，只能轻言细语。学生也可以走动，躺在沙发下面读书。他们知道老师并不是权威，也不是神仙。

学生必须明白老师或家长并不一定永远都是对的。我们也会对他们说：‘我错了，我刚生了气，对你大喊大叫，对不起。’谈论，然后翻篇，继续前进。他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样才更自由、更开放。我认为这一点让他们对自己有了自信，也会让他们发展其他能力。

他们直面自己的同学，然后互相学习。他们因此也能拥有良好的人际和社交关系。在生活中，人际和社交关系也很重要。因为生活里不只有知识……当然，我们有时也必须很严格，在需要的时候，也应该要求学生保持安静。有时在我们和学生间很难找到适当的关系。不能对他们太严格，也不能太松懈。毕竟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和他们做朋友……”

测试的目的是强调学会了什么，

而不是强调没学会的

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7～13岁），所有学生的课程都一样。然后，13～16岁的学生在自己的课程设计中，逐渐担起更多的责任，他们需要选择2～6门选修课。到了高中阶段，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有的课程，他们可以在学校的信息网或互联网上查询并注册课程。传统课堂不复存在。

9岁之前的儿童没有学习成绩。9～13岁的学生成绩不用数字表示。因此，学生在学习基础概念的过程中，不会感到紧张，也不会被斥责。每个学生都能依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是“差生”。

学生在13岁时，才会有用数字代表的成绩，成绩等级从4分一直到10分。耻辱的“鸭蛋”被废除。测试的目的，是强调学生学会了什么，而不是强调他没学会的。因此，测试也就不再有竞争性质，也不再让人焦虑。

芬兰一位体育老师的工资是多少？

我们和卡里一起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所有餐桌都挤满了人。孩子们的衣服，再加上椅子的颜色，看上去就是一片正在朝各个方向躁动的红红绿绿。但这里的噪音并不像别处的食堂那样让人难以忍受。卡里告诉我们，墙上、椅子下都使用了静音材料，学生必须脱鞋……

饭菜挺好吃的，而且让人意外的是，午餐对学生免费。还有，书籍、医疗和教学材料都是免费的。然而，芬兰的教育支出和法国的差不多（国内生产总值的6%～7%）。

“几乎没有官僚主义。”卡里笑着重复了一遍。他认为，芬兰教育的成功秘诀，首先在于教师的培训。它是建立良好系统的关键。大部分选择了这份职业的老师，是出于对教学的兴趣和陪伴孩子进步的热忱，而不是对自己所授科目的兴趣。

老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在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系统的社会里，老师甚至有着一定的权威。在约恩苏教育学院每年1200名报名者中，只有80名最终收到录取通知。每名教师必须获得教育学硕士（小学教师）或某学科的专业硕士（中学教师），也必须学习1～2年教学法，接着必须有3年做教师助理的实战教学经验。之后，他才能向某所学校求职。

“他们深入学习儿童心理，学习各种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理论、斯坦纳教学理论、弗雷内教学理论……这些学习的目标是，使老师掌握多种模式、多种观念，深刻地认识儿童和儿童的学习能力，深入了解儿童在学习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老师可以给学生提供的帮助……然后，老师可以选择自己需要运用的理论。老师也要读很多教学史。老师们在上大学的时候，能学到非常广泛的知识……”卡里向我们解释道。

老师在上岗以后，能享有非常有利的实践条件和完全的教学自由。这两点大幅提高了教师的积极性，让他们创造适合学生的学习情境。教师也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还会对学生进行监管，并在课外时间进行家访，这样就能和学生建立亲近的关系。

另外，锦上添花的是，教师的工资很高。当一位体育老师告诉我，他的工资为每个月4000欧元时，我差点被呛到。法国的初高中老师平均工资为2500欧元。当然，芬兰的生活成本略高于法国，但这一点并不足以成为两国之间工资差距的论据。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

而知识俯拾皆是

得益于这些方法，小芬兰人才能在传统科目中取得优异成绩（一直以来，OCDE认为，在欧洲，芬兰是教育系统最好的国家），尽管他们每周的上课时间比法国学生少1.5小时。也就是说，7～15岁，他们少了2000小时的学习时间。但芬兰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让他们更独立。

现如今，知识俯拾即是。而卡里和他的团队的工作，就是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帮助所有学生获得知识，并帮助他们找到获取对自己未来生活必不可少的知识的正确方法。

科尔科加尔文的学生不仅学习数学、芬兰语、历史，也学织毛衣，缝纫，做衣服，使用木材、金属、皮革制作物品，洗衣服，整理，清洁，做饭，画水彩，画油画，弹奏乐器……

卡里带着我们参观了初中部的音乐教室，里面的一切超乎想象：教室里初中生们拿着贝斯、敲着架子鼓、弹着键盘、打着小鼓、吹着萨克斯风，在休息时间进行乐队排练；接着我们又参观了一个工作室，里面的学生正在制作吉他、音响或者学着用冰棍的小木棒做能够承受60千克重量的桥；

我们还参观了厨艺教室，男孩子们在里面学习夹馅点心、蘑菇蛋卷的入门做法；最后我们去了一间奇怪的教室，里面的老师在教学生用洗衣店里才能看见的大型机器洗衣服，卡里给我们展示了缝纫课的学生们制作的外套、纺锤和衬衣。

“我们为学生们开设这些科目的总体理念，是让他们自己去实践，最后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到底是适合做手工还是做理论。但不管做什么，他们在离开学校和家庭之后，生活都能自理。”总的来说，从科尔科加尔文毕业以后，50%的学生选择上大学，50%的学生选择学习手艺技术。卡里认为，这两种方向都很重要：“我们需要所有的职业！”

教育太过重要，不能成为选举的赌注

芬兰模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40年，其间有过一次又一次改革。我们问卡里，芬兰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觉得似乎很难让国家教育部进行改革），他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在芬兰，教育并不是政治斗争的主题。国会里有委员会，委员会里的所有政党必须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制订教育的大方向。就算在选举过后，新政府上台，也不会改变教育系统。我们大约每6年修改一次教学大纲，但这种修改都要经过一致同意。教育太过重要了，因此它不能成为选举的赌注。”

卡里觉得学校应该“让学生为人生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不仅仅是为了找到工作，也是为了“学会包容、理解、了解差异和不同。探索和欣赏每一种文化、所有的颜色……理解每个人都很重要，但一些人需要更多的帮助。学会互爱。我希望，这是他们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学会的东西……”

芬兰教育模式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的规模。它是一种国家体系，每年关系到100万学生。这也是我们选择拍摄芬兰教育的原因。但世界上还存在着数千项绝妙的实践，只是规模较小。

法国也有几百种实践。其中包括皮埃尔·拉比的女儿索菲·布克－拉比在她和她的伴侣于阿尔代什省南部建立的生态村庄勒哈默德比创立的儿童农场，伊莎贝尔·贝鲁在阿马南生态中心领导的蜂鸟学校，巴黎十九区的生活学校，留尼旺岛圣德尼的生态街区博塞如的蒙特苏莉尔小学等，我们都对它们进行了拍摄，只是没有把它们剪辑进纪录片里。

以上所有学校都强调陪伴儿童走向独立、合作、非暴力（通过成人的善意来培养）、发展的必要性，这些是让每个儿童找准自己的位置、照顾周围人的基础。塑造能够面对21世纪挑战的一代人，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走向幸福的通道。至少，通向某种形式的幸福。

本文内容摘编自《人类的明天》

责任编辑：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