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对象取自苏州市区六个区域的15所初中。基础人口学问题涉及：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户口类型，年收入范围，父母受教育水平（取两方学历最高的），父母婚姻状况。调查方式采用网络在线答题，由各学校负责人按调查要求统一安排，回收有效问卷1979份。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1）一般自我效能感分量表（GeneralSelf-EfficacyScale简称GSES），由德国临床和健康心理学家RalfSchwarzer教授和他的同事于1981年编制，中文版GSES该分量表共10个项目，涉及努力感、天资、环境感、目标达成感和自我预期5个方面。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重测信度为0.83，分半信度为0.82，测量非特定领域的最广‍泛的自我效能感。

（2）学业自我效能感分量表，由北京大学Insight Group在适应性学习模式量表（PALS）中学生效能感分量表（Academic Efficacy）基础上编制而成，共12个项目，测量学业领域中关于一般学习能力的自我效能感。

（3）自我调节效能感分量表，来自Bandura编制的“儿童自我效能感量表”中的“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分量表”（Self-Efficacy for Self-Regulated learning），共9个项目，测量个体对学习中的各种自‍我调节行为的自我效能感。

三个分量表均采用里克特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

该量表共42个项目，每个项目有“从不”“偶尔”“经常”“总是”4个等级的选择答案，分别采用1~4积分，最终计算出父亲和母亲各自的3个教养维度：温暖（F1,M1）、严厉(F2,M2)和过度保护(F3,M3)，共计6个维度。

结合我们的研究目的，在本研究中选取了几个重点关注的项目：性格（偏外向，偏内向），是否有亲密朋友（是，否），是否遭受过校园欺凌事件（没有，1次，2~5次，5次以上）。

以年级为自变量（分为3个水平：初一、初二、初三），以一般自我效能感（以下简称G分数）、学业自我效能感（以下简称S分数）和调节自我效能感（以下简称A分数）为因变量，分别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G分数在不同年级间差异显著，F=5.28，p=0.005。其中，初二学生得分最高，其次是初三，最低是初一。进一步利用LSD方法做事后检验发现，初一与初二的差异显著(p=0.001)，初一与初三，初二与初三之间得分差异均不显著。S分数在三个年级水平上的差异不显著。A分数在三个年级水平上差异显著，F=4.60,p=0.01。进一步用LSD法做时候检验发现，初二学生的A分数显著高于初一（p=0.005）和初三(p=0.015)，与G分数的趋势相同。

以性别为自变量（分为2个水平：男、女），同样对三种自我效能感分数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显示，G分数和S分数不存在性别水平的差异，但A分数有非常显著差异，t=-3.90,p<0.001，男生的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女生。

以是否为独生子女为自变量（分为2个水平：是，否），同样对三种自我效能感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显示：G分数在独生子女中更高，t=2.38,p=0.017；S分数也是独生子女更高，t=2.63,p=0.009；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在两种水平下没有差异。

以家庭户口类型为自变量（分为2种水平：城市、乡镇），同样对三种自我效能感得分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显示：G分在两种水平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城市户口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乡镇户口的，t=3.67,p<0.001；S分也是城市显著高于乡镇，t=4.10,p<0.001；A分城市边缘显著高于乡镇，t=1.95,p=0.051。

以家庭收入为自变量（根据全国收入水平等级划分为8个水平）：第1档（低于3万），第2档（3万-8万），第3档（8万-12万），第4档（12-20万），第5档（20-30万），第6档（30-100万），第7档（100-1000万），第8档（1000万以上）。类似的，对三种自我效能感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G分数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F=5.11,p<0.001。由于差异显著，进一步做LSD时候检验，发现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3万-8万和8万-12万的学生，其G分数之间没有显著区别，但这三个水平的G分数均显著低于年收入在12万-20万的得分。家庭年收入在12-20万，20万-30万，30万-100万，100万-1000万以及1000万以上的这几个水平之间，G分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见影响G分数的家庭年收入关键节点在12万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每个收入水平的G分数分布可参见图1。

S分数也存在显著差异，F=7.41,p<0.001。进一步做LSD事后检验发现，家庭年收入在3万以下和3万-8万的学生，其S分数之间没有显著差别，但均显著低于8万-12万及以上水平区段的得分；8万-12万的S分数显著低于12万及以上水平的得分，但与100万-1000万以及1000万以上水平的S分数没有显著差异。12万-20万水平的S分数与其以上水平的分数没有显著差异。每个收入水平的S分数平均数分布可参见图2。

A分也存在显著差异，F=4.64,p<0.001。进一步做LSD事后检验发现，收入在3万以下的学生，其A分数显著低于3万以上所有水平的分数，但与1000万以上水平的A分没有显著差异。3万-8万水平的A分数与高于8万的所有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但与1000万以上水平的A分没有差别。8万-12万及其以上水平之间的A分数没有显著差异。每个收入水平的A分平均数具体可参见图3。

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分为5个水平：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同样对三种自我效能感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G分数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F=14.82,p<0.001。由于差异显著，进一步做LSD事后检验，发现父母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孩子，其G分数显著低于其它四个水平，父母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的孩子，G分数显著低于本科和研究生以上水平的，但高中与大专水平的得分没有显著区别。父母教育水平为大专的孩子，G分数显著低于本科水平的，但与研究生以上水平的没有差异。父母教育水平为本科的孩子，G分数与研究生以上水平的没有差异。各水平下G分数平均值分布可参见图4。

S分数也存在显著差异，F=20.27,p<0.001。进一步做LSD事后检验发现，父母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S分数显著低于其他所有水平（p值均小于0.001）；父母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的，S分数与大专水平下的无差别，但显著低于本科水平的（p<0.001）；父母教育水平为大专的，S分数显著低于本科水平的(p=0.003)，父母教育水平为本科的，和研究生及以上水平的S分数没有差异。各水平下S分数平均值分布可参见图5。

A分数也存在显著差异，F=14.19,p<0.001。进一步做LSD事后检验，发现父母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A分数显著低于其他所有水平(p值均小于0.001)；父母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的，A分数与大专水平下的无差别，但显著低于本科水平和研究生水平的（p<0.001,p=0.024）；父母教育水平为大专的，A分数显著低于本科水平的(p=0.038)。本科水平与研究生水平下的A分数没有显著差异。各水平下A分数平均值分布可参见图6。

以父母婚姻状况为自变量，根据国家人口学分类法划分为5种水平：已婚（初婚），已婚（再婚），已婚（复婚），离婚，丧偶。由于不同婚姻状况的样本量差异太大，尤其是已婚（复婚）和丧偶情况下的样本量不足30，因此对三种自我效能感得分进行非参数检验（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检验，功能类似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G分数和S分数不受父母婚姻状况的影响，但A分数受到显著影响（p=0.015）。进一步做LSD事后检验，发现父母已婚（初婚）状态的A分数与父母离婚状态的A分数差异显著（p=0.001），其它婚姻状态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以性格为自变量，对其两个水平（内、外）的G分数、S分数和A分数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性格在三种自我效能感的得分上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G分数（t=5.67,p<0.001）,S分数(t=5.10,p<0.001),A分数(t=4.90,p<0.001)。三种得分均是外向性格高于内向性格。各水平下平均值和标准差详见表2：

以是否有亲密朋友为自变量，对三种自我效能感得分进行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相当于参数检验中的独立样本t检验，由于自变量的两个水平样本量差异过大，故采用非参数检验法）。结果显示，三种分数均受人际关系的显著影响：G分数(p=0.011),S分数(p=0.014),A分数(p<0.001)。可见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A分数）对人际关系尤其敏感。

以校园欺凌发生频次为自变量（4种水平),对自我效能感的三种分数进行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检验（相当于参数检验中的One-way方差分析，由于自变量的4个水平样本量差异过大，故采用非参数检验法）。结果显示，只有调节自我效能感（A分数)受到校园欺凌频次的影响（p<0.001），G分数和S分数不受影响。

编辑：XSZ

图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