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S市初中71948名处境不利学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学业抗逆学生在不同背景变量上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在各变量上的差异存在不同的效应。对于处境不利学生，其性别、是否独生和流动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生是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学生的学习倦怠、学习动力和教师的课堂教学成效对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有正向预测作用；学生作业总时间对其是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有正向预测作用，但作用有限，学科补习时间对其是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没有影响；同伴关系对其是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有负向预测作用。基于此，提出建议：对处境不利中的特定学生群体给与更多的关注；提升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缓解学业倦怠；家校协同合作，合理控制学生客观学业投入；教师要提高课堂教学成效，引导学生形成共同成长的同伴关系。

关键词：学业抗逆学生；学业倦怠；作业总时间；课堂教学成效；同伴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指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或社会等级，通常以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家庭收入三个指标来衡量。^[1]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学生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2]有研究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学业成绩有密切关系，^[3]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4]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生，其学业水平也往往较高。但是有一部分学生，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差，但是却能克服家庭条件的不利因素，取得优秀的学业成绩，在PISA2009年的报告中^[5]称这类学生为“学业抗逆学生”。通过研究这群学生的学习特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如何进一步有效地引导和帮助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缩小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与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从而使教育对于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学生更加公平和公正，促进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6]

OECD分别从国际、国内和核心技能三个层面对学业抗逆学生进行了定义。国际层面，PISA2009年的报告中把学业抗逆学生定义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本国（地区）最低四分之一，但是测试表现处于控制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后所有参加国家或经济体的最高四分之一^[5]；国内层面，《PISA 2018结果报告II：所有学生都能成功》报告中，OECD将学业抗逆学生定义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居于本国（地区）样本最低1/4，学业表现居于本国（地区）样本最高1/4的学生；^[7]核心技能层面，在《教育公平：打破社会流动障碍》报告中，OECD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居于本国（地区）最低1/4且PISA 2015阅读、数学、科学素养表现均达到水平3及以上的学生界定为“核心技能抗逆学生”。^[8]

（1）国际层面

国际上对抗逆学生的研究起步较早，Tommaso Agasisti等人（2017）对PISA200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学生个人层面（性别、是否移民、对电脑的态度、是否喜欢阅读、教师层面（师生关系、对学生的期望和态度）、学校层面（学校教育资源质量、学校提供的课外活动）、国家层面（教育经费支持占GDP的比例、年均教学时间、15年教龄教师的法定平均工资、教师年龄分布（60岁以上比例）、学生第一次教育分流的年龄）对学业抗逆有显著的预测作用。^[9]Andrés Sandoval-Hernández等人（2017）对2011年TIMSS的数据研究发现，学生的积极态度、教师对学生的信心能提升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学业成功的概率。^[10]PISA2018报告显示，从父母那里获得最多支持的学生和从父母那里获得最少支持的学生之间学业上抗逆的比例的有所差异，在那些报告学校纪律氛围更好的学生中，学业抗逆学生的比例更大，表现出成长型思维的学生比表现出相反思维模式的学生更有学业抗逆的可能性。^[7]

（2）国内层面

国内对抗逆学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沈学珺（2012）对2009年的PISA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喜爱和兴趣、元认知学习策略、高质量的学校学习活动有利于处境不利学习实现抗逆。^[6]张平平（2021）通过对2016年东部某省的监测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增加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处境不利学生学业成绩的积极作用显著高于对处境优势学生的作用，教师在课堂上更多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对于处境不利学生学业成绩的正向效应显著高于对处境优势学生的效应。^[11]陆璟（2020）通过对2018年PISA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通过提高处境不利学生的教育期望、对阅读的兴趣和元认知策略水平可以提高他们成为国内学业抗逆学生的可能性。此外，处境不利学生进入一个成绩好的学校更有利于他们成为抗逆学生。^[12]钱鹏图等人（2020）基于江苏省2018年基础教育学业质量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学生的非认知因素包括外向、乐观、严谨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生学业抗逆的概率，坚韧品质是小学生成为抗逆成功的关键因素，自我期望是中学生成为抗逆成功的关键因素。^[13]任明满等人（2021）基于中部某省会城市和某省级贫困县5246名八年级处境不利学生数据的研究发现，阅读监控策略、学校办学水平及师生关系对提高处境不利学生阅读抗逆的优势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兴趣性阅读时间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14]

到目前为止，国内主要是基于PISA、国家监测和江苏省监测来对学业抗逆学生进行研究，这些测试主要是通过抽样的方式进行样本的选择，在学段的选择上相对单一，没有覆盖所有初中学生，此外，在指标选取上，鲜有覆盖家庭、学校和学生个人的相对全面的变量集。鉴于S市各区域教育质量比较均衡，故在本文中，采用PISA在国内层面对学业抗逆学生的定义来界定S市初中学业抗逆学生。

本研究拟通过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究以下几个问题：（1）S市初中不同学生群体学业抗逆的现状如何？是否存在差异？（2）学业抗逆学生和学业非抗逆学生在各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差异如何？（3）学生个体层面的变量如何影响其成为学业抗逆学生？（4）学校层面的变量如何影响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研究处境不利学生如何打破阶层限制，在学业上实现突破，这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打破阶层固化，实现教育公平。

数据来自2021年S市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数据。S市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是由S市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组织的、于每年9月初实施的聚焦学生学业质量及相关因素的监测，该监测覆盖初中三个年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学科测试和相关因素问卷调查。学科测试包括语文、数学、英语和科学，每个学生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只参加其中一门学科的测试，相关因素学生问卷所有学生均参加。

2021年共有285所初中学校、306917名初中学生参加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在这些学生中，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各年级最低1/4的学生定义为处境不利学生；对于处境不利学生，其参测学科的学业成绩处于该科参测学生中最高1/4的，定义为学业抗逆学生，其他学生定义为非学业抗逆学生。S市初中三个年级共有处境不利学生71948名，其中有10174名学业抗逆学生，61772名非学业抗逆学生。在学业抗逆学生中，七年级共有3559名，八年级共有3322名，九年级共有3293名；男生共5278名，女生共4895名。

基于S市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相关因素学生问卷，选取了与学业成绩关联较为密切的变量来研究处境不利学生学业抗逆的影响因素，由于在定义学业抗逆学生和非学业抗逆学生群体时选取了各年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后四分之一的学生，故认为学业抗逆学生与非学业抗逆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致性较高，且这部分学生的家庭对他们的学业支持一致性也相对较高，故在变量选取时未选择家庭层面的变量。在本研究中，因变量是学生学业抗逆或者非学业抗逆，自变量涵盖两个层面，一是学生个体层面，包括人口学变量和非认知因素；二是学校层面，包括对学生的教学支持和人际支持。

（1）学生个体层面

学业成绩源于初中三个年级各学科测试卷成绩，以量尺分的形式呈现。量尺分数是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采用项目反应理论模型得到学生能力分数后再转换成的测验标准分数。

学生个体层面的人口学变量包括年级、性别、流动情况、是否独生，非认知因素包括心理健康、学习品质和学业负担。

心理健康主要包括学习倦怠和主观幸福感。学习倦怠共有10个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四点反向计分；主观幸福感共有9个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

学习品质主要包括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学习动力。学习习惯包括学习主动性、学习计划性和学习坚持性，共有20个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学习方法共有7个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学习动力包括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共有16个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

学业负担主要包括客观学业投入和主观压力感受。客观学业投入包括学生书面作业总时间和学科补习时间，作业总时间共有2个题项构成，采用6点反向计分，学科补习时间有1个题项构成，采用5点反向计分；主观压力感受共有1个题项构成，采用7点反向计分。

（2）学校层面

学校层面的变量体现为对学生的学业支持，包括对教学支持和人际支持。

教学支持主要选取了与学生学业成绩联系最紧密的课堂教学成效，共有14个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从1分和4分分别为“非常不符合”和“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明教师的课堂教学成效越好。

人际支持包括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共有4个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同伴关系共有6个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

采用SPSS22.0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采用Mplus7.0进行结构效度检验，并将内部一致性系数（克伦巴赫α系数）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各参数作为衡量工具信度和结构效度的指标。分别对家长陪伴、心理健康、学习品质和教学支持维度进行信效度分析，学业负担为非量表题，不做信效度分析。

表2结果显示，在做信度分析的10个变量中，有8个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在0.9以上，另有2个维度在0.85以上，说明各变量信度较为理想。

表3结果显示，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整体符合要求，只有主观幸福感这一变量RESEA略大于0.08，其余各变量RMSEA和SRMR均小于0.08，TLI和CFI均大于0.9，且各题目因子载荷均大于0.4，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备注：① alpha系数在0.6及以上，表示量表的信度效果尚可；在0.7~0.8之间表示量表的信度较好；在0.8~0.9时，表示量表的信度较为理想；在0.9及以上表示量表的信度效果非常理想。

② CFI、TLI均大于0.9表示模型稳健性非常好，大于0.85表示尚可；RMSEA小于0.08，最好能小于0.02；每个题目的因子载荷至少在0.3及以上。）

通过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表4数据显示，学业抗逆学生中，初一占比^①为13.6%，初二占比为14.1%，初三占比为14.8%，卡方检验结果显卡方值为12.91，p<0.001，说明三个年级学业抗逆学生比例存在显著差异，经过事后两两比较发现，初三学业抗逆学生的比例相对更高。三个年级的学业抗逆学生中，男生占比为13.9%，女生占比为14.9%，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卡方值为40.70，p <0.001，说明女生学业抗逆的比例显著高于男生；三个年级的学业抗逆学生中，独生子女占比为15.0%，非独生子女占比为14.0%，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卡方值为35.09，p<0.001，说明独生子女学业抗逆比例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三个年级学业抗逆学生中，流动学生^②占比为15.2%，非流动学生占比为13.2%，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卡方值为83.56，p <0.001，说明流动学生学业抗逆比例显著高于非流动学生。

（备注：① 抗逆学生比例=抗逆学生人数/处境不利学生人数；②流动儿童，是指外地户口且在S市公办或民办小学就读的学生。）

首先，对学业抗逆和非学业抗逆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学业抗逆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为615分，非学业抗逆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为451分，学业抗逆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显著高于非学业抗逆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t=345.283，p<0.001），效应量η2为0.363，根据方差分析中的效应量判断规则^[15]（η2为0.01、0.06、0.14分别表示小、中等和大效应）为大效应，说明研究影响处境不利学生实现学业抗逆的因素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对学业抗逆和非学业抗逆学生的各变量进行差异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学业抗逆和非学业抗逆学生除了在自身压力感受上没有差异，在其他各层面的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在个体层面，学业抗逆学生的学习倦怠显著低于非学业抗逆学生，属于小效应量（t值为-31.477，p<0.001，η2=0.022），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业抗逆学生，但效应量相对较小，还未达到小效应量的标准（t值为-18.129，p<0.001，η2=0.009）；学业抗逆学生的学习品质，包括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学习动力，显著高于非学业抗逆学生，均属于小效应量（t值分别为-25.334、-44.375、-41.979，p均小于0.001，η2分别为0.017、0.022和0.021）；学业抗逆学生的作业总时间和学科补习时间均显著长于非学业抗逆学生，但效应量很小，未达到小效应量的标准，且学科补习时间的效应量为0（t分别为9.014、2.690，p均小于0.01，η2分别为0.001、0.000）。

在学校层面，学业抗逆学生认为学校教师的课堂教学成效显著好于非学业抗逆学生的看法，属于小效应量（t 值为-56.509，p <0.001，η2=0.036）；学业抗逆学生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要显著好于非学业抗逆学生，但效应量相对较小，还未达到小效应量的标准（t分别为-18.055、-10.307，p <0.001，η2分别为0.008、0.003）。

以上分析说明，除了学科补习时间和自身压力感受外（效应量为0），其余各变量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处境不利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变量的影响大小，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对各层面变量与处境不利学生实现学业抗逆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我们一般认为学科补习时间和自身压力对学业成绩会有一定的影响，故在变量选择上，依然将学科补习时间和自身压力感受也放入回归模型中。表5中的回归结果表明：

在学生个体层面的人口学变量上，不同性别、是否独生以及是否为流动儿童的处境不利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概率有显著差异（p<0.05）。具体来说，男生对女生的胜算比为0.880，即与女生相比，男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概率比女生低12%；独生子女对非独生子女的胜算比为1.161，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概率比非独生子女高16.1%；非流动学生对流动学生的胜算比为0.792，即与流动学生相比，非流动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概率比流动学生低20.8%。而不同年级的处境不利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异（p>0.05），

在学生个体层面的非人口学变量上，学业倦怠、学习动力和作业总时间对处境不利学生能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回归系数分别为0.597、0.098和-0.150。具体来看，学习倦怠的胜算比为1.817，即当学生的学习倦怠得分增加1分（学习倦怠减轻时）其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概率就增加81.7%；学习动力的胜算比为1.103，即当学生的学习动力得分增加1分，其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概率就增加10.3%；作业总时间的胜算比为0.861，即当学生的作业总时间得分减少1分（增加作业总时间时），其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概率就增加13.9%。而在本研究中，并未发现学生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科补习时间和自身压力感受对处境不利学生能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有显著影响（p>0.05）。

在学校层面，课堂教学成效和同伴关系对处境不利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519和-0.208。具体来看，课堂教学成效的胜算比为1.680，即当学生认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成效得分增加1分，其成为学业抗逆学生的概率就增加68%；同伴关系的胜算比为0.812，即当学生的同伴关系得分增加1分时，其成为学业抗逆的概率就减少18.8%。本研究中，发现师生关系对处境不利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没有显著的影响（p>0.05），其原因可能在于S市为教育发达地区，教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公平公正地处理与学生的关系，不会因为成绩等原因对学生差别对待，上文的差异分析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学业抗逆学生的师生关系得分为2.31分，学业非抗逆学生的师生关系为2.14分，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小，还未达到小效应量的标准。

本研究基于S市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数据，通过卡方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处境不利学生能否成功学业抗逆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人口学变量的处境不利学生学业抗逆的概率有显著差异。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级、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和是否流动学生在抗逆比例上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女生比男生学业抗逆概率高、独生子女学生比非独生子女学生学业抗逆概率高、流动学生比非流动学生学业抗逆概率高。

2．学生的学业倦怠和学习动力对处境不利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即学业倦怠越轻，学业抗逆概率更高；学习动力越强，学业抗逆概率更高。

3．客观学业投入对处境不利学生实现学业抗逆的作用有限。即学科补习时间对处境不利学生是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没有影响；增加作业总时间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处境不利学生实现学业抗逆的概率，但是与其他因素相比，作用相对较小。

4．课堂教学成效对处境不利学生实现学业抗逆有正向预测作用，即教师的课堂教学成效越好，学生实现学业抗逆的概率就越高；而同伴关系对处境不利学生实现学业抗逆有负向预测作用，即同伴关系越好，实现学业抗逆的概率就越低。

研究结果显示，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实现学业抗逆。从生理上来说，女生比男生发育早，初中阶段女生在各方面比男生相对成熟；从性格上来说，女生相对沉稳、内敛、集中注意时间长，学习上更能配合老师的教学，而男生活泼好动、思维活跃、集中注意时间短，不容易沉下心来学习，这些因素往往对初中阶段男生的学业成绩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容易实现学业抗逆。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聚集性关注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父母与孩子关系的主要区别，它指的是父母将关注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16]而目前S市初中的非独生家庭中，这些学生一般多为家里的老大，家长的关注点往往会集中在年龄更小的二孩身上，对老大的关注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而言有所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各方面的表现，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

流动学生比非流动学生更容易实现学业抗逆。对于处境不利的流动学生，他们想取得学业成功、改变命运的需求和动机比非流动学生强。王晓妹指出，这些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和努力程度方面均要相对较好。^[17]

因此，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应该多给予处境不利男生、非独生子女和非流动学生更多的关注。第一，目前小学和初中的考试模式，更有利于接受式学习和强化复习方式，对男生发展能力和获取成绩相对不利。杨志明等人认为，我国目前考试严格限定了内容规范，女生相对于男生来说学习更加努力，因而对考试范围的把握往往比男生要好一些，考试成绩也普遍要高一些。^[18]但成绩并不是评价的唯一标准，家长、老师要善于发现男生的其他方面的优点，给与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包容，帮助他们提升学习自信心；针对他们的性格特点，要重视培养男生的规则意识，与他们一共制定规则，共同遵守，让他们静心沉在学习上。第二，家庭和学校一方面要对他们的身心和学业发展加强关注，另一方面要重视引导非独生子女学生自我学习的意识和方法，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家长关注度相对不高的不利影响。第三，对于处境不利学生中的非流动学生，家长和老师要通过引导他们找到学习目标、建立学习朋友圈、体验成功等方式，帮助他们克服“平躺”“摆烂”，提升他们的学习动力。

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学业倦怠和学习动力对处境不利学生是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学生产生学业倦怠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学习压力大，目前初中学生作业量大，课外补习多，睡眠少，质量差，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的学习状态，消耗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断损耗他们的学习动力，学生很大程度上会产生逆反心理；第二是学校生活与学生的生命成长不合拍，目前有的学校不按规定开齐开足国家课程，校本课程开设少甚至不开设，体育课、艺术课、劳技课等课程常常被考试课程占用，校园生活几乎完全被机械重复的学业学习占据，单调乏味，缺少生命活力和情感张力；第三是家长教育期望值过高，我国素来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风气，学生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一旦与家长的期望值持续产生较大落差，学生的学习自信就会被逐渐蚕食，进而产生学业倦怠；第四主要表现为学生个体过于敏感，过分注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也容易产生学业倦怠。

因此，家庭和学校要共同致力于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减少学生不必要的学业投入；家长之间不盲目攀比，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给与其可承受的期望值。家长通过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为孩子提供心理和行为层面的支持来帮助其缩小与家庭背景优势同伴的发展差距[19]；学校依据政策开齐开足国家课程，努力创设健康多元的校园氛围，在学生繁忙的学习之余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此外，社会各方要致力于协同合作，让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帮助学生提高自我效能感，增强学习自信心，以此来缓解学生的学业倦怠，提高学习动力。

研究结果显示，处境不利学生增加学科补习时间，对于其是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没有影响；增加作业总时间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实现学业抗逆的概率，但是与其他因素相比，作用相对较小。这一结论与教育部最近颁布的政策文件一致性较高。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指出，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因此；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对于处境不利学生的家庭来说，往往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来支持学生去进行学科补习，况且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会加重家庭的各种压力。此外，增加作业时间也远没有减轻学生的学习倦怠、提高学习动力的作用大。因此对于处境不利的家庭来说，要将重心放在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上。

研究结果显示，课堂教学成效对处境不利学生实现学业抗逆有正向预测作用。影响教师课堂教学成效的因素包括学校、教师个人、学生自身等多个方面。教师个人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教师自身专业能力的不足、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不强、教师超负荷的工作量以及教师缺乏内部动机等。处境不利学生自身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对课堂教学内容不感兴趣，学生大多基础不扎实，无法跟上老师的上课节奏，且课堂自制力较差，在较多时间内无法正常参与课堂活动。因此，对于学校来说，有必要多支持教师参与各项专业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对于教师个人来说，要潜心钻研教材，熟悉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对于那些基础薄弱、学习自控力差的学生要给与更多的关注，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研究结果显示，同伴关系对处境不利学生实现学业抗逆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分析原因，可能是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业成绩一般也相对较差，没有意识也缺乏能力与自己关系好的同伴在学业上进行互帮互助共同学习成长，他们的同伴关系往往表现在与其他学生一同玩耍、玩游戏的生活交往中，而学业抗逆学生恰恰能够克服这些不利同伴关系的干扰，行为上能够注意避免被同化。因此，学校和教师要更好地发挥同伴关系在促进学业发展中的作用，有意识的引导这些学生形成相互支持、共同成长的同伴关系，让同伴成为互相学习的榜样，与同伴成为彼此成就的助力。

本研究基于S市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数据研究了学生个体和学校在学生实现学业抗逆中的作用，虽得出了一些结论，但在后续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可改进的地方：

1．在变量选择上，未选择家庭层面的变量。本文认为处境不利学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上有一致性，故认为其在家庭教育上也有一致性，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如此，即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大，但是其家庭教育氛围、家庭教育投入、亲子关系等客观上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对家庭层面对学生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探索。

2．在研究方法上，以二元logistic回归研究学生个体和学校在学生实现学业抗逆中的作用，因变量较多，对各变量的影响作用和效果的研究不够深入，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集中在某个或者某些变量上的影响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3．在研究结论上，某些结论还需要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如在本文中并未发现师生关系对处境不利学生能否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有显著影响，虽然以往的实证研究也有发现师生关系与学生学业成绩没有显著影响，但关于这一结论的解释和论证还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论证和说明。

文字丨冯杰 罗强

编辑丨周利

审核丨蔡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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